近年来，国家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着力颇多，针对戏曲艺术出台了《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召开了全国戏曲工作座谈会，较好地拓宽了中国传统戏曲艺术“在继承中发展”和“在发展中继承”的新局面。为具体落实国家层面的政策要求，上至文化和旅游部，下至省市县各级文化主管部门相继举办大型演出活动或推出系列支持传统戏曲更好发展的具体举措。加之中国艺术节、中国戏剧节、中国戏剧梅花奖、中国京剧艺术节、中国评剧艺术节、中国豫剧艺术节等大型展演或竞赛活动以及国家艺术基金、北京文化艺术基金等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一时间戏曲艺术进入了新剧目层出不穷、各种演出格外繁荣的历史时期。不过，创作与演出表面兴盛的背后，却难以掩盖戏曲创作的急躁心态与跟风倾向的创作危机以及戏曲市场未能良性发展的市场危机。为此，所有的戏曲从业者以及文化主管部门，应本着艺术“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的规律与本性，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创作不出可以和文学巨著《红楼梦》、影视奇迹《阿凡达》等深挖自身艺术与技术特色和思想与文化内涵相抗衡的艺术作品，“其他事情搞得再热闹、再花哨，那也只是表面文章，是不能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的，是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引起人民思想共鸣的。”     
　　

　　1.“题材决定论”的艺术戕害
　　艺术作品的价值是多维度的，而不只是题材的大小。中国20世纪的百年历史，已经深刻暴露了将题材问题绝对化、简单化、片面化的巨大危险，同样的危险竟然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发达、技术昌盛的时代重现，是需要引起各艺术部门以及各艺术门类从业者的警惕性的。众所周知，题材不具有必然的决定性，也不是一部作品有无价值、价值大小的唯一条件。换句话说，如果说题材是一个作品立起来的骨架的话，那么使之称之为“这一个”的更加重要的基因与要素是文化、历史与审美。然而，当下的戏曲创作为什么陷入“题材决定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呢？这需要多角度分析戏曲艺术的创作、生产与演出市场的内外因。
　　（1）艺术创作为谁负责
　　剧目创作为谁负责，答案谁都可以很轻松地回答出来——为观众，为百姓。然而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创作的目的是各种各样的，有的为了获奖，有的为了资助，有的为了“夺梅花”、评职称，还有的为了政治宣传……不可否认，艺术创作有各式各样的初衷是十分现实也是难以避免的，评论者本无可厚非。然而，目的先行未必不能做出好文章。我们看日本动漫、好莱坞电影以及韩剧、美剧的风潮与势头，就可以明白包装了各种创作目的的作品本身是立得住、传得开的艺术。因此，所有难以称得上艺术的作品，题材越宏伟、越主旋律、越高大上，越误导观众、越戕害艺术本身。当下，以真人真事、好人好事为创作对象的现实题材现代戏蔚然成风。各种展演、会演、竞赛，均以新创现代戏为圭臬，各院团也便争先恐后地进行现代戏的创演活动。然而，活跃在大小舞台上的那些所谓反映当代人生活的现代戏，均以题材先行为理论正确，而在艺术的审美提升方面仍有一定空间或者很大距离。即使聘请一些专家进行剧目把关，专家们因为这道“理论正确”的关口，也便不好说什么。当然，我们也不是要宣扬“题材无差别论”的另一极端。真人真事、好人好事自然也可以甚至说更加应该创作出好作品。前提是我们在各种各样的大型展演活动及基金支持中，是以作品本身的好与坏为择选标准还是以题材先行来衡量？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种“题材决定论”“只向上看、不向下观”的畸形导向再不有所扭转，则戏曲的良性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谈。
　　创作好的艺术作品，做贴近观众心声、符合艺术规律的好戏，是戏曲生存发展的必经之路。以传统戏曲的经典剧目为例，像京剧《锁麟囊》、评剧《花为媒》、越剧《红楼梦》、秦腔《三滴血》、河北梆子《南北合》等，题材各异，故事展现的人生面向或大或小，剧目本身的教化目的也非常鲜明，一切看似不利的因素都未能影响其成为戏曲经典，何也？主要得益于一代又一代的创作者与表演者深刻挖掘了戏曲的本体特色，特别是艺术的文本处理和演员的视听表演。具体包括思想上蕴含了普遍的人类情感中的爱恨、悲悯、痛彻与欢愉，形式上展现了干净、曲折、有韵味的艺术结构以及融化在演员身上的手眼身法步、唱念做打舞等。这些看似驳杂的艺术元素，是需要创作者和表演者万化于胸的，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更不是单一的品相，一如学者做研究一样，需要耐得住寂寞，更需要好的生态环境为这份寂寞提供一片天地。

　　（2）优秀基因怎样传承
　　创作为了“谁”很重要，“负责”的艺术精神更重要，为真正的“创作”和“负责”打通顺畅的体制机制并营造良好的艺术生态更更重要。各种研讨会上，我们看到很多专家在找不出剧目本身的优长时，常常会说“这个戏题材选得好”……一个剧目好不好，关键在于内容上它触及了人的生存状态中的酸甜苦辣，在普遍人性上给予人以深刻启迪，与题材大小、高低关系不大。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而活跃在当下舞台上的很多剧目在人物刻画上是单薄的、人物的行动是没有逻辑的，还有表演水平、音乐设计、唱腔表达与舞美道具等一系列戏曲本身的技术问题，是需要通盘考量的一个有机体。真人真事不必然时代精神，本土特色不等于政绩鼓吹，政治正确不意味剧目上乘。只要题材正确，就要向观众要掌声、让专家说好话，这样的所谓创作有不如无。因此，创作要向生活开掘，言出时代、人心与艺术三者共同声音的好剧才是正途。有良知的评论者已经率先发声：“现实题材的创作不是用艺术创作的形式来进行表扬或表彰，而是通过艺术创作探究生活的本质，揭示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处境，进而对新时代倡导的主流精神进行培育与表达，使现实题材创作的作品也包括现实题材的戏曲作品成为新时代的精神标志，并且经过传播接受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戏曲的功能是多维度的，只将其定位在宣传品的一维，窄化了戏曲的巨大潜力与艺术魅力。相反，向传统致敬，挖掘戏曲经典中的优秀基因为当代所用，是戏曲创作应该高度重视的一个面向。近日，2018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演中，由俄罗斯联邦鞑靼斯坦共和国喀山卡查洛夫俄罗斯模范大剧院带来的普希金戏剧《黑桃皇后》中反复强调：“如果不爱惜父辈的遗产，即使魔鬼帮忙也会死于贫困。”这句话以玄幻的笔触，直指当下与传统的深刻关系，饱蕴着意味深长的哲思。具体到中国的传统戏曲，传统剧目对传承戏曲语言有着范式标准上的规范意义，是年轻演员学戏、传戏、出戏的珍贵资源。特别是那些凝练而质朴的言辞，那些喧嚣之外的沉静，那些一点一滴的积累、老老实实的沉潜，是最触动心弦的动力源泉。笔者以为，全国包括各地方有必要做一个经典传统戏的梳理与会演，让当代观众欣赏到各院团的戏曲家底以及各剧种的艺术精粹。2016年，福建已经率先发声，举办了“福建百折传统折子戏展演”，16个剧种39个剧团137个经典传统折子戏以23台专场演出的形式，尽展了八闽多样而特色浓郁的艺苑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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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支持的规律性探索
　　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组织与制度形态，基金会的运行机制是对政府、企业、个人等社会组织的有效补充。就文化艺术领域的各基金形态的广度、力度与影响力而言，国家艺术基金当为魁首。自2013年成立伊始，国家艺术基金开启了我国艺术资助由直接划拨进入基金支持的新时代。五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国家艺术基金模式的优劣利弊已经初步显现，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正因为其影响之大、之广，更需要细心呵护与审视对待，进而使其在实践中成长壮大，成为新时代艺术繁荣、自觉、自信、自强的坚强后盾。
　　（1）引导创作要精细、多样和丰富
　　国家艺术基金设立之初，借鉴了国外先进基金会尤其是欧美国家基金的管理与运作经验，结合中国国情与艺术实践，呈现出公益性、引领性和广泛性的运作特点。作为公益性艺术基金，国家艺术基金配合各级政府，在保障和实现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特别是公共文化服务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引领性方面，国家艺术基金突显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题，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其中，2014年度的项目评审报告中指出，“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丝绸之路”“美丽中国”“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等成为名列前茅的项目关键词。2018年上半年，国家艺术基金全面启动2019年度资助项目申报工作，显著变化之一的是“强调重点资助范围”，具体包括：“一是围绕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创作或开展的项目；二是重点资助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现实题材作品的创作或开展的项目。”
　　综上，国家艺术基金的导向性与引领性方向一以贯之。然而，在千差万别的艺术实践中，艺术家的成就主要取决于其艺术上的造诣，而不是写什么或演什么。艺术作品的本质差异，在于创作者对其所表现的社会内容进行艺术化呈现程度的书写与展现，在于对艺术精微的造就和对心灵世界的默化与浸润。那些包含文化的传统、历史的精炼和洞明的学问的更持久、更基本、更深沉的力量，需要引起关注。国家艺术基金作为具有强大引领性和导向性的非营利组织机构，应该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方向下，细化资助政策和资助方法，对那些经典的、绝学的，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文艺作品给予适当支持。2018年6月，国家社科基金开始设立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便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国家艺术基金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应该也能够作出更全面、更精细、更有体系性的表率。
　　（2）对接市场要统筹多方主体诉求
　　中国戏曲有深厚的文化传统与艺术传统，也有传承发展的内在机理与生态环境。远且不论，以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等京剧四大名旦及陈素真、常香玉、崔兰田、马金凤、阎立品、桑振君等豫剧名旦们盛行的20世纪前叶为例，艺术家们能够义演报国、捐飞机抗美援朝，主要得益于戏曲市场的良性选择。越剧《红楼梦》拍成电影后，收入2亿多票房，而当时的票价仅1毛5分钱。当下，与电影、电视、网络剧、话剧的演出市场相比，戏曲的演出市场是畸形的，除了越剧、粤剧、部分京昆院团的经典、热门剧目有较好的市场空间外，很多地方戏的演出基本是内部消化，靠送票和基金支持自娱自乐。有专家就曾指出，北京看似演艺市场繁盛，其实是“有观众，没市场”，有的戏甚至连观众都得靠“组织”。全国政协委员冯远征就国家艺术基金的申报周期、项目标准、工作标准、验收指标、过程监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曾做过较为真实而客观的分析，他指出：“项目标准单一，不符合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实际特点”“项目基金究竟是‘用到实处’还是‘打了水漂’，不能仅通过商演场次、专家审查等方式进行验收，更不能仅靠几份剧照、录像、报告就算‘完成任务’，一些作品甚至在结项后彻底封箱，不再演出了。”当然，整体来说基金支持的初衷是好的，但是越是支持越是打破了演出市场自身形成的艺术规律，便与初衷背道而驰了。因此，国家艺术基金要率先垂范，探索基金支持与市场对接的深层次问题，比如统筹创作主体、表演主体、市场主体、政府监管主体各方诉求，形成戏曲良性创作生态；向话剧、电影学习，向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和市场营销学习，总结适合戏曲舞台艺术可持续发展的经验规律；引入第三方合作组织和大数据挖掘与分析，将票房收入、观众评价、公益普及度、社会效益与口碑作为指标纳入评审机制等。

　　此外，评审本身也是有很多功课可以做的。有研究者曾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探讨了内部治理特征与基金会绩效之间的关联性，并指出“基金会等非营利组织科学地引入理事和监事数量、年龄、性别比等量化内部治理特征提供了依据，合理安排这些内部治理特征能够使基金会的内部治理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除此之外，为了进一步提高基金会的治理效率还应该在完善非营利组织制度建设和自身的组织建设，明确非营利组织内部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与义务，建立科学合理的理事和监事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等方面做出努力。”目前，国家艺术基金的运作程序与上述研究的理想诉求之间还有一定距离，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有对表完善的必要性。同时，在专家遴选方面，要考虑专家的身份、性别、地域、专业、民族、职业等因素，适当增加公众、艺术管理、市场营销等多层次、多领域代表，以确保基金支持的公平性与长效性。比较而言，以北京文化艺术基金为资金后盾的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在题材多样性、艺术样式丰富性、新创与传统比例、市场营销与观众反馈等方面，要做得更加精细，也更加接地气。

　　戏曲艺术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和综合呈现形式。随着信息技术的崛起和新兴艺术的冲击，传统戏曲陷入生存危机并面临巨大挑战。为突破困局，戏曲从业者与文化主管部门进行了各种尝试，比如基金会的设立、戏曲与多媒体的融合、大批量创作反映当代生活的现代戏曲以及引入更多西洋乐器支持剧院表演等。这些努力本身不容置疑，但是努力的方向和努力的成效如何有待时间的检验和观众的认可，让我们拭目以待戏曲发展的明天。